Q：南北史分别是哪两部？
A：南北史分别是《南史》《北史》。
E：《南史》与《北史》是唐初史家李延寿私撰的纪传体通史，合称《南北史》，凡一百八十卷。《南史》叙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一百七十年事，《北史》叙北朝魏、齐、周、隋四代二百三十三年事，南北分述而贯通一体，上继《史记》通史遗风，在二十四史中自成格局。二史主要删节南北朝八部断代史（”八书”——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魏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）而成，又旁采杂史千余卷，事增文省，删繁就简，打破了断代各史的割裂之弊，将三百余年南北分裂的历史整合为一幅全景画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其”删烦补阙，为近世佳史”；司马光读后盛赞”叙事简径，比于南北正史，无烦冗芜秽之辞”，更直称”陈寿之后，唯延寿可以亚之”。以下按成书时间排列：
• 《南史》（唐·李延寿）：凡八十卷，含本纪十卷、列传七十卷，无表无志，上起宋武帝永初元年（420年），下迄陈后主祯明三年（589年），记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。李延寿删补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"四书"共566卷而成，列传多采"家传"形式，凡传主直系子孙或旁系亲族，不分朝代，均集中附于传主之后叙述。此体例被清人钱大昕讥为"以国史为家谱"，但四库馆臣辩称"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"，家传体例反是如实反映门阀社会现实的史笔。列传类目除后妃、宗室外，设循吏、儒林、文学、孝义、隐逸、恩倖、夷貊、贼臣等，除宗室分列四朝外，其余皆打破朝代界限，以整个南朝为断限，贯通叙事。
• 《北史》（唐·李延寿）：凡一百卷，含本纪十二卷、列传八十八卷，起魏道武帝登国元年（386年），下迄隋恭帝义宁二年（618年），记北魏（含东魏、西魏）、北齐、北周及隋四代二百三十三年史事。李延寿删补《魏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"四书"而成，因李延寿世居北土，对北朝史事见闻较近，故于《北史》用力尤深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论《北史》"叙事详密，首尾典赡"，其史料辨析与编纂笔法"迥如两手"，远胜《南史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隋代自开皇九年（589年）灭陈统一全国，本为统一王朝，李延寿将隋代历史全部列入《北史》，虽有体例上的不得已，也暗含了唐代以北方为正统的政治取向。正史体系的层层增扩：
• 父志未酬：李延寿修撰《南》《北》二史，实为继承其父李大师未竟之志。李大师（570—628年），字君威，隋唐之际人。他早岁便有修史之志，深感南北朝时期南北互相鄙夷，"南书谓北为'索虏'，北书指南为'岛夷'"，各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敌国，往往失实不公，因而"常欲改正"，拟仿《吴越春秋》体例，编撰一部编年体的南北朝通史。据《陔余丛考》引李延寿自序，李大师曾客居于侍中杨恭仁家中，得见宋、齐、梁、魏四代史书，遂渐次编辑，"未毕而殁"。李大师卒于贞观二年（628年），临终前"所撰未毕，以为没齿之恨"。
• 子承遗业：李延寿早年便怀"追终先志"之愿。贞观初年，他参与《隋书》编撰工作，渐次积累史料。据《北史·序传》所述，其编纂过程极为曲折——先在颜师古、孔颖达门下佐修各史，得齐、梁、陈等五代旧事；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，令狐德棻奏请李延寿同修《晋书》，李延寿因此得以入内府穷究宋、齐、魏三代之事。贞观十七年（643年），褚遂良又奏李延寿佐修《隋书》十志，由此得以广泛披寻校勘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诸史资料。当时史局中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《五代史》虽已修成，但因十志未成未及颁行，李延寿不敢使人抄录，竟"手自缮写"。前后历时十六年，除八书正史外，尚参考杂史一千余卷，始成《南》《北》二史，于唐高宗显庆四年（659年）进呈御览。
• 私修孤例：《南》《北》二史的特殊之处，在于它是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潮中罕见的私人著述。贞观三年（629年），唐太宗正式设立史馆修史；贞观十年（636年），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五代史同时修成；此后又修《晋书》《五代史志》，至李延寿成书，唐朝在三十年间修成了"二十四史"中的八部。就在众史官奉敕编修《晋书》《隋书》之时，李延寿却以一己之力，以抄录、自缮、寻访的方式编成了两部私家正史。这与东晋孙盛《晋阳秋》、南朝宋范晔《后汉书》的私修传统一脉相承，是中国古代私家修史的巅峰之一。金毓黻在《中国史学史》中评曰："《南》《北》二史悉由延寿自造，不假众力而成……此诚陈寿、范晔以后所仅见者也"。
• 列正成规：二史成书后即受到高度重视。唐高宗亲为作序，惜其序文已失传。在宋代，《南》《北》二史已与八书并行，成为士人了解南北朝的主要读本。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时，对助手刘恕坦言，他"见众人所作五代史，不快意"，遂对《南》《北》二史"细观"，推之为"近世之佳史"。此后，自南宋至明清，《南》《北》二史始终与八书并存。清乾隆年间编定"二十四史"，《南史》与《北史》正式列入正史序列，地位就此永久确立。《南》《北》二史的史学价值不仅在于整理保存，更在于一种贯通之识——在分裂时代结束、大一统格局重新确立之后，能以通史的视野重新审视分裂时代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史学意识的高峰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总结道："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，洵称良史"，又道"八书转赖《南、北史》以传，而《南、北史》之有功于史学，亦大矣哉"。《南》《北》二史从李大师”未毕而殁”的遗恨，到李延寿”手自缮写”的十六年孤旅，再到乾隆钦定正史的荣光，走过了父子两代人的学术长征。它们以”家传”体例保存了门阀社会的血脉图谱，以通史视野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叙事壁垒，更以私修身份在唐代官修浪潮中守住了史学的独立精神。赵翼所言”八书转赖《南、北史》以传”，不仅是对史料保存之功的肯定，更是对这对父子以一人之力贯通三百余年分裂历史的史识致敬——在正史谱系中，再没有第二部书，能同时承载如此沉重的家学传承与如此辽阔的时代格局。
P：《南史》中记载了一则关于宋武帝刘裕的”奇闻”：刘裕未发迹时，曾在新洲砍柴，见一大蛇长数丈，遂射之，蛇受伤遁走。第二天，刘裕听到林中有人捣药，循声而去，见一群青衣童子正在捣药。童子道：”我王被刘寄奴（刘裕小名）所伤，我等捣药救治。”刘裕问：”你王何人？”童子答：”此乃此地之王。”刘裕大喝：”寄奴乃我之名，既是我伤，我便救之！”童子四散奔逃，留下药臼杵。故事本属神话，但李延寿将它写入《南史》时，态度颇为郑重——”其叙事流丽，最可玩味，然疑其不根于史实”。据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考辨，这类”史之余”的神怪附会，正是南北朝史学流于小说化的典型特征。一个看似荒诞的砍柴射蛇故事，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南朝开国之君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嬗变。《南史》还记载了一件更有趣的事：南朝宋的刘义庆门下聚集了大批文士，他主持编纂的《世说新语》记录魏晋名士风流，李延寿将此书中的数百条内容悉数采入《南史》列传，使千年后的后人能在正史中读到那个时代的逸事趣闻——历史与文学的边界，在此交叠得最模糊。
S：
司马光《传家集》（北宋·元祐年间，11世纪末）
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（南宋·淳祐十年，1250年）
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（清·嘉庆五年，1800年）
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（清·嘉庆年间，19世纪初）
官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（清乾隆年间，1782年前后）
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（北新书局，1923年）
R：三史、三国志、三朝本、宋辽金三史、清代三大史学考据名著、前四史、后四史、四部分类法、北朝三史、北朝四史、南朝四史、南朝五史、五局合刻本、旧五代史、新五代史、眉山七史、唐修八史、十史、十三史、十七史、十八史、十八史略、二十一史、二十二史、二十三史、二十四史、二十五史、二十六史
发表回复